我做过的那些工作

作者：Paul Graham

原题：What I Worked On｜2021 年 2 月

本文据 Paul Graham 原文编译，保留第一人称叙述、经历顺序与原注。文中的“我”均指原作者。阅读英文原文。

写作、编程，和一个没有实现的计划

上大学以前，除了学校里的功课，我主要做两件事：写作和编程。我写的不是随笔，而是那时候初学写作的人被认为应该写的东西，大概现在也一样：短篇小说。我的小说很糟糕，几乎没有情节，只有一些感情强烈的人物。我以为这样就算有深度。

我最早尝试写程序，用的是学区的一台 IBM 1401。那时它被用来做所谓的“数据处理”。我读九年级，大约十三四岁。那台 1401 恰好放在我们初中的地下室里，我和朋友 Rich Draves 获准使用它。地下室像个缩小版的邦德电影反派基地：中央处理器、磁盘驱动器、打印机、读卡器，一台台模样陌生的机器，放在明亮日光灯照着的架空地板上。

我们使用的是早期版本的 Fortran。你得先把程序打在穿孔卡上，再把卡片叠起来放进读卡器，按下按钮，把程序载入内存并运行。运行结果通常会由那台响得不得了的打印机打出来。

我完全摸不清 1401 的门道，不知道拿它做什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确实也没多少事情可做。程序能接收的输入只有穿孔卡上的数据，而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数据。另一个选择，是做不需要输入的事，比如计算 π 的近似值，可我的数学还不足以让我做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。所以我一个当时写的程序都记不起来，也不奇怪：它们肯定都没做出什么。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发现程序可能永远不会结束的那一刻，因为我的一个程序就没有结束。在一台没有分时系统的机器上，这不只是技术错误，也是给别人添麻烦。从数据中心管理员的表情，我很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。

*IBM 1401 实物，电脑历史博物馆，2012 年。型号示意，并非作者学校当年的现场。 图像来源 · Arnold Reinhold / CC BY-SA 3.0 · *许可

微型计算机出现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现在，你可以把一台计算机放在面前的桌上，它在运行时就能回应你敲下的按键，而不再只是处理完一叠穿孔卡就停下来。[1]

我的朋友中，第一个拥有微型计算机的人是自己组装的。他买了 Heathkit 出售的套件。我清楚记得，看到他坐在那里，直接把程序输入计算机时，我有多震惊，又有多羡慕。

那时候电脑很贵。我缠着父亲说了好几年，他才在 1980 年前后买了一台 TRS-80。那时大家最推崇的是 Apple II，不过 TRS-80 也足够用了。我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编程：写了几个简单的游戏，一个估算模型火箭能飞多高的程序，还有一个文字处理器。父亲至少有一本书是用它写的。内存只能放下大约两页文字，所以他每写两页就打印出来。即便如此，也比打字机好用多了。

*TRS-80 Model I 实物，2023 年拍摄。文中提到的 TRS-80 系列早期机型。 图像来源 · Prolete / CC0 1.0 · *许可

虽然喜欢编程，我却没打算在大学里学它。我想学哲学，听起来更厉害。对当时那个天真的高中生来说，哲学似乎研究的是终极真理，其他领域研究的只是各自范围内的知识。到了大学，我才发现，其他学科已经占去了那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，留给所谓终极真理的空间并不多。哲学似乎只剩下一些边缘问题，其他领域的人觉得不去管它们也没关系。

十八岁时，我还没法把这些想法说清楚。只知道自己不断选哲学课，却总是觉得无聊。于是，我决定转向人工智能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人工智能很受关注。尤其有两件事让我想进入这个领域：海因莱因的小说《严厉的月亮》，里面有台叫 Mike 的智能计算机；还有一部 PBS 纪录片，展示了 Terry Winograd 使用 SHRDLU。我一直没重读那本小说，不知道今天读起来会是什么感觉，但当时我完全被那个世界吸引了。拥有 Mike 这样的计算机，似乎只是时间问题。看到 Winograd 使用 SHRDLU 后，我甚至觉得最多再等几年就行。只要再教 SHRDLU 多一些词汇，不就可以了吗？

当时康奈尔没有人工智能课，连研究生课程也没有，于是我开始自学。这意味着要学 Lisp，因为那时人们认为它就是人工智能的语言。当时主流编程语言相当原始，程序员对程序的想象也受到了相应限制。康奈尔默认使用一种类似 Pascal 的语言，叫 PL/I，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。Lisp 一下子大大拓宽了我对程序的认识，过了几年，我才逐渐看清新的边界在哪里。这才是我期待的大学生活。虽然不是在课堂上发生的，也没关系。接下来的几年，我如鱼得水。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。

我为本科毕业论文重新实现了 SHRDLU。天哪，我有多喜欢写那个程序。代码本身就很有意思，更让我兴奋的是，我相信它已经迈上了通往智能的最初几级台阶。现在很难想象，但在 1985 年，持这种想法的并不只有我。

我参加了康奈尔的一个项目，不必选择专业，可以自由选课，也可以自己决定学位上写什么。我当然选了“人工智能”。可拿到文凭时，我很沮丧：他们居然连引号也印上去了，看起来像是在讽刺我。当时我很介意，如今回看，却觉得它既好笑又准确。原因我很快就会知道。

我申请了三所研究生院：麻省理工和耶鲁，因为它们以人工智能闻名；还有哈佛。我去过哈佛，Rich Draves 在那里，Bill Woods 也在那里——我重新实现 SHRDLU 时所用的那类解析器，就是他发明的。最后只有哈佛录取了我，于是我去了那里。

我不记得自己具体是怎样意识到的，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时刻。但在研究生一年级，我发现，当时正在做的那种人工智能是一场骗局。我说的是这种做法：告诉程序“狗坐在椅子上”，程序把这句话转成某种形式化表示，再添加到它所知道的事实列表里。

这类程序真正证明的，是自然语言中有一小部分可以当作形式语言处理。可那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。它们能做的事情与真正理解自然语言之间，显然还隔着无法跨越的鸿沟。问题远不只是多教 SHRDLU 一些词汇。靠显式数据结构表示概念的那种人工智能，走不通。它经不起变化，确实像很多有缺陷的东西一样，能让人围绕各种修补办法发表不少论文，但它永远造不出 Mike。

于是，我在原有计划的废墟里看看还有什么能留下来，找到了 Lisp。根据自己的经验，我知道 Lisp 本身就很有意思，不只因为它与人工智能有关——尽管那时候，大多数人正是因为这种关联才在意它。我决定专心研究 Lisp，甚至决定写一本讲 Lisp 编程技巧的书。想到刚开始写时自己对这些技巧懂得那么少，真有点后怕。但学习一件事，写一本关于它的书几乎是最好的办法。《On Lisp》直到 1993 年才出版，其中的大部分却是在研究生期间写的。

计算机科学是理论与系统这两个方向之间并不安稳的联盟。做理论的人证明事情，做系统的人造东西。我想造东西。我很尊重理论，甚至隐隐觉得它更值得钦佩，但造东西似乎更让人兴奋。

不过，做系统有个问题：成果留不长。今天写出的程序，无论多好，最多几十年后就会过时。人们也许会在脚注里提到你的软件，却不会再使用它。那时，它甚至可能显得相当粗陋，只有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，才知道它在自己的时代曾经很好。

计算机实验室曾闲置着几台 Xerox Dandelion 工作站，谁想玩都可以拿一台。我短暂地动过心，但按当时的标准，它们已经慢得很，拿来又有什么用？其他人也不想要，最后它们就被处理掉了。做系统的成果，就是这样的命运。

我不只想造东西，还想造出能长久留下来的东西。

我想做能长久留下来的东西

带着这种不满足，1988 年我去卡内基梅隆大学看望正在那里读研的 Rich Draves。有一天，我去了卡内基博物馆。小时候，我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。看着墙上的一幅画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似乎很明显、却让我大为吃惊的事：有些你能创作的东西，确实可以长久留存。它们就挂在墙上。画不会过时，一些最好的作品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。

而且，画画也可以谋生。当然，比写软件难些，但我想，只要足够努力，生活足够节俭，总有可能赚到维持生活的钱。做艺术家就能真正独立：没有老板，甚至不用申请研究经费。

我一直喜欢看画。可我能画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甚至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个可能的选项。理智上，我当然知道艺术是人创作的，不是自己凭空出现的。但创作它们的那些人，好像属于另一个物种：要么生活在很久以前，要么是《生活》杂志里那些做着古怪事情的神秘天才。亲手创作艺术——把“创作”这个动词放在“艺术”这个名词前面——在我看来几乎是奇迹。

那年秋天，我开始在哈佛上艺术课。研究生可以选任何系的课，我的导师 Tom Cheatham 又很随和。就算他知道我上了这些奇怪的课，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

于是，我一边读计算机科学博士，一边打算做艺术家，同时又真心喜欢 Lisp 编程，努力写着《On Lisp》。换句话说，和许多研究生一样，我积极做着好几个与博士论文无关的项目。

我看不到脱身的办法。我不想退学，可还能怎么离开呢？朋友 Robert Morris 因为写了 1988 年的互联网蠕虫，被康奈尔开除了。我记得自己甚至羡慕他，居然找到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办法退出研究生院。

到了 1990 年 4 月，有一天终于出现了转机。我碰见 Cheatham 教授，他问我进展是否足够快，能不能在当年六月毕业。那时我连论文都没开始写，可也许就在一生中脑子转得最快的那一瞬间，我决定利用截止日期前大约五周的时间，尽量重用《On Lisp》里的内容，拼出一篇论文。于是，我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我想可以。过几天就给您一些内容看看。”

我选了续延（continuation）的应用作为题目。回头看，我应该写宏和嵌入式语言，那里面还有一个几乎没人探索过的世界。不过，当时我只想毕业，匆忙写出来的论文也勉强够用了。

与此同时，我在申请艺术学校。我申请了两所：美国的罗得岛设计学院（RISD），以及佛罗伦萨美术学院。我知道后者历史最悠久，便以为它一定很好。RISD 录取了我，而佛罗伦萨一直没有消息，于是我去了普罗维登斯。

我申请的是 RISD 的艺术学士项目，相当于重新读一次本科。这没有听起来那么奇怪：我才二十五岁，艺术学校里什么年龄的学生都有。RISD 把我当作转入二年级的学生，要求我先在那个夏天读完基础课程，也就是素描、色彩、设计这些所有人都得学的基本科目。

夏末，我收到了一个意外惊喜：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来信。他们之前把信寄到了英国剑桥，而不是马萨诸塞州剑桥。信里邀请我那年秋天到佛罗伦萨参加入学考试，离考试只剩几周。好心的房东让我把东西留在她的阁楼。我读研时做咨询存了一点钱，节省着用，大概够过一年。剩下的就是学会意大利语。

只有外国学生需要参加这个入学考试。回头想，这也许是为了挡住一部分人：想去佛罗伦萨学艺术的外国人太多，否则意大利学生都要被淹没了。那个夏天在 RISD 上基础课时，我的素描和绘画成绩还不错，但我至今不知道自己怎么通过的笔试。我记得自己写了一篇谈塞尚的文章，尽可能堆上抽象的大词，好用有限的词汇蒙混过关。[2]

才二十五岁，我的人生就出现了如此明显的模式：再次走进一所声名显赫的学校，期待学习某种声名显赫的东西，结果又一次失望。学院绘画系的师生都极其友善，却早已达成某种默契：学生不指望老师教什么，作为交换，老师也不要求学生学什么。表面上，大家仍然沿用十九世纪画室的规矩。我们真的有那种用木柴烧的小炉子，就像你在十九世纪的画室画里看到的；裸体模特会尽可能坐近一点，又不能近到被烫着。除了我，几乎没有人画她。其他学生都在聊天，偶尔尝试模仿美国艺术杂志上的东西。

那位模特原来就住在我那条街的尽头。她靠做模特，以及替本地古董商画仿品为生。她从书上临摹一幅冷门的古画，古董商再折腾那幅仿画，把它弄旧。[3]

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时，我开始晚上在卧室画静物。画都很小，因为房间小，而且我用的都是剩下的画布边角，那是当时唯一买得起的材料。静物和人物不同，顾名思义，它们不会动。人一次只能坐上大约十五分钟，而且坐着也不太安稳。因此，传统的人物画法，是先学会画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，再按眼前这个具体的人调整。静物却不一样，只要你愿意，几乎可以一寸一寸照着眼前的东西画。当然，你不会满足于此，否则得到的就只是照片般的准确。静物画的有趣之处，在于它经过了一个人的头脑。你会想强调某些视觉线索，例如某处颜色突然变化，是因为那里正好是物体的边缘。细微地强调这些东西，能画出比照片更真实的画。这不只是比喻，而是在严格的信息论意义上说的。[4]

我喜欢画静物，是因为我对眼前的东西感到好奇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看见了许多东西，却并未有意识地注意到它们。视觉感知大多由更基础的处理过程完成：大脑知道“那是一滴水”，却不会告诉你最亮和最暗的地方在哪；知道“那是一丛灌木”，却不会交代每片叶子的形状和位置。这是大脑的一个好功能，并不是毛病。平时要是留意每一丛灌木的每一片叶子，反而会分心。但当你必须画下某样东西，就得看得更仔细，而细看之后，能发现的东西很多。一个通常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，画了几天，你仍可能不断发现新细节；就像写一篇文章，讨论一个人人习以为常的事，写了几天，也还会有新的发现。

这并不是唯一的画法。我甚至不能百分之百确定，这算不算一种好画法。不过，它看起来足够值得一试。

*塞尚《苹果与梨的静物》，约 1891–1892 年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。 图像来源 · Paul Cézanne / Public domain / The Met Open Access · *许可

我们的老师 Ulivi 教授是个好人。他看得出我很用功，给了我一个好成绩，记在每个学生都有的一本像护照一样的本子上。但除了意大利语，学院并没教会我什么，而钱也快花光了。第一年结束，我便回了美国。

学艺术，也得先养活自己

我想回 RISD，可我已经没钱了，那里的学费又贵，于是决定先工作一年，第二年秋天再回去。我在一家叫 Interleaf 的公司找到了工作。他们做文档制作软件。你是说，像 Microsoft Word 那种？没错。我正是在这里学到，低端软件会逐渐吞掉高端软件。不过，当时的 Interleaf 还剩几年好日子。[5]

Interleaf 做过一件挺大胆的事：受 Emacs 启发，他们加入了一种脚本语言，而且还是 Lisp 的一个方言。现在，他们需要一个熟悉 Lisp 的程序员来写东西。这是我一生中最接近普通上班的经历。在这里，我得向当时的老板和同事道个歉，因为我是个糟糕的员工。他们的 Lisp 就像一块巨大 C 语言蛋糕表面薄得不能再薄的糖霜，而我既不懂 C，也不想学，所以大部分软件我都没弄明白。另外，我也非常不负责任。那时候，编程工作意味着每天必须在固定时间到岗。这在我看来很不自然。现在，其他人也逐渐接受了我的想法，但当时确实带来了不少摩擦。到了年底，我把许多时间偷偷用来写《On Lisp》，这时它已经有出版合同了。

好处是，工资高得惊人，尤其以艺术学生的标准来说。在佛罗伦萨，交完自己那份房租，我其余全部开销的预算是每天七美元。现在，我一小时就能挣到那个数目的四倍多，哪怕只是坐着开会。靠着节俭生活，我不仅攒够了回 RISD 的钱，还还清了大学贷款。

我在 Interleaf 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，虽然多半是哪些事不该做。我发现，科技公司最好由产品出身的人管理，而不是销售出身的人——当然，销售确实是一门本事，做得好的人也确实厉害；太多人改同一份代码，容易出错；便宜的办公室如果令人压抑，就算不上便宜；事先安排的会议往往不如走廊里随口聊几句；规模庞大、官僚气重的客户，是危险的收入来源；而正常办公时间与最适合编程的时间、正常办公室与最适合编程的地方，都没多少重合。

最重要的一课，后来在 Viaweb 和 Y Combinator 都用上了：低端会吞掉高端。成为入门级的选择是好事，哪怕听起来没那么体面。因为如果你不做，就会有别人来做，把你一路往上挤，直到顶在天花板上。这又意味着，声望有时是一个危险信号。

第二年秋天离职回 RISD 时，我和公司里替客户做项目的团队约好，继续为他们做自由职业。这就是我接下来几年维持生活的方式。后来有一次因项目回去，有人告诉我有个叫 HTML 的新东西，说它是从 SGML 衍生出来的。在 Interleaf，碰到标记语言爱好者简直是种职业病，所以我没理他。但这个 HTML，后来却成了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。

1992 年秋天，我搬回普罗维登斯，继续在 RISD 读书。之前的基础课只是入门，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则像个非常讲礼貌的笑话。现在，我总该见识到真正的艺术学校了吧？可惜，它与佛罗伦萨的相似多于不同。组织当然更好，学费也高得多，但我逐渐明白：艺术学校与艺术的关系，并不像医学院与医学的关系。至少绘画系不是。我隔壁的邻居在纺织系，那里似乎相当严格。插画和建筑大概也一样。但绘画系已经不讲这种严格训练了。绘画学生应当“表达自我”，对那些更懂行情的人来说，就是设法弄出一种有辨识度的个人风格。

这种标志性的个人风格，类似演艺行业里说的“招牌把式”：一眼就认得出，这件作品属于你，而不是别人。比如，看到一种特定的漫画式画面，你就知道是罗伊·利希滕斯坦。若在对冲基金经理的公寓里看到一幅这种风格的大画，你也知道，他花了几百万美元。艺术家形成个人风格，并不总是为了这个，但买家为这类作品支付高价，往往就是为了这个。[6]

也有许多很认真的学生。他们是那些高中时“画得很好”的孩子，来到这所号称全美最好的艺术学校，是想画得更好。RISD 的现实往往让他们困惑、泄气，但他们仍坚持，因为画画就是他们想做的事。我高中时不属于那些会画画的孩子，不过在 RISD，我显然更接近这群人，而不是追求招牌风格的那群。

RISD 的色彩课让我学到了很多，但除此之外，我基本上都在自学画画。自学是不必交学费的。于是，1993 年我退学了。我在普罗维登斯又待了一阵，大学朋友 Nancy Parmet 帮了我一个大忙：她母亲在纽约有栋楼，其中一套受租金管制的公寓要空出来，问我要不要。租金比我当时的住处贵不了多少，而纽约据说才是艺术家该待的地方。当然，我要！[7]

《阿斯特里克斯》漫画开场时，镜头会不断推近罗马统治下的高卢，最后找到一个不受罗马人控制的小角落。在纽约地图上，你也能这样做：放大上东区，会找到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角落，至少 1993 年时不富裕。那里叫约克维尔，是我的新家。现在，我是个纽约艺术家了——严格从“在纽约居住并画画”这个意义上说。

我开始为钱担心，因为能感觉到 Interleaf 正在走下坡路。自由职业的 Lisp 编程工作很少，我又不想改用其他语言，在当时，就算幸运也大概要写 C++。于是，凭着自己对赚钱机会那“永不出错”的嗅觉，我决定再写一本 Lisp 的书。这次要更通俗些，可以拿来当教材。我想象自己靠版税节俭地过日子，把时间都用来画画。那本书《ANSI Common Lisp》的封面，就是我在那时候画的。

对我来说，纽约最好的地方是有 Idelle 和 Julian Weber。Idelle Weber 是一位画家，也是早期照相写实主义画家之一。我在哈佛上过她的绘画课，从没见过哪位老师像她这样受学生喜爱。许多毕业生一直与她保持联系，包括我。搬到纽约以后，我实际上成了她的画室助手。

为了能画画，我决定先去赚钱

她喜欢在边长四到五英尺的大方形画布上作画。1994 年末的一天，我正为其中一块大画布绷框，收音机里传来一位著名基金经理的消息。那人没比我大多少，却已经非常有钱。我突然想到：我为什么不先变得有钱呢？那样，我不就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？

与此同时，我越来越常听到一个叫万维网的新东西。我去剑桥看望 Robert Morris 时，他演示给我看。那时，他在哈佛读研究生。我觉得，网络会成为一件大事。我见过图形用户界面怎样推动微型计算机普及，网络看起来也会给互联网带来同样的变化。

如果想发财，这就是下一班即将开出的火车。这一点我猜对了，猜错的是具体点子。我觉得，我们应该成立一家公司，把画廊搬到网上。看过那么多 YC 申请以后，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这是史上最糟糕的创业点子，但绝对排得上号。画廊并不想上网，现在也一样，至少高档画廊不想。那不是他们做生意的方式。我写软件替画廊生成网站，Robert 写软件调整图片大小，再搭好 HTTP 服务器提供网页。接着，我们试着找画廊签约。说它难卖，简直太轻描淡写了。白送都很难。几家画廊允许我们免费替他们做网站，但没有一家付钱。

后来，一些网上商店出现了。我发现，除了下单按钮，它们和我们替画廊做的网站一模一样。所谓“互联网店面”听起来很了不起，其实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做。

1995 年夏天，把《ANSI Common Lisp》可直接付印的稿件交给出版社后，我们开始尝试开发制作网店的软件。最初打算做普通桌面软件，当时那就意味着 Windows 软件。这有点可怕：我们都不会写 Windows 软件，也不想学。我们生活在 Unix 的世界里。不过，至少可以先在 Unix 上做个原型。Robert 写了购物车，我写了一个面向网店的新网站生成器。当然，用的是 Lisp。

我们在 Robert 位于剑桥的公寓里干活。他的室友经常不在，我就能睡在那个房间。不知为什么，那里没有床架，也没有床单，只有地上的一张床垫。有天早晨，我躺在床垫上，一个念头让我猛地坐了起来：要是把软件放到服务器上，让用户点击链接来操作呢？这样，我们就完全不用给用户的电脑写软件了。生成网站和提供网页，都可以在同一台服务器上完成。用户只需要一个浏览器。

这种软件现在叫 Web 应用，已经很常见，但当时连它能否实现都不确定。为了找到答案，我们决定做一个可以从浏览器操作的网店制作器。几天之后，也就是 8 月 12 日，我们有了一个能运行的版本。界面糟透了，却证明了：不用任何客户端软件，也不用在服务器命令行里敲东西，单靠浏览器就能建起整家网店。

这下，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找到了好东西。我开始想象，整整一代软件都可以这样运行。不用再费心管理版本、做跨平台移植，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。Interleaf 有个“发布工程”团队，看上去至少和真正写软件的团队一样大。现在，只要直接在服务器上更新软件就行了。

我们成立了新公司，叫 Viaweb，因为我们的软件通过网络工作。Idelle 的丈夫 Julian 给了我们一万美元种子资金，也帮我们办最初的法律手续、给经营建议。作为交换，我们给了他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。十年后，这笔交易成了 YC 早期交易的原型。我们知道创始人需要这样的帮助，因为我们自己就需要。

这时，我的净资产还是负数：银行里大约一千美元，还抵不上欠政府的税款。给 Interleaf 做咨询挣到钱时，我有没有认真留出该交税的那一部分？没有。因此，虽然 Robert 有研究生津贴，我却得靠这笔种子资金生活。

本来希望九月上线，可做着做着，我们对软件的要求越来越高。最后，我们做出了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网站制作器：你编辑时看到的页面，和之后生成的静态页面完全一样，区别只是链接没有指向静态网页，而是指向服务器哈希表中保存的闭包。

学过艺术在这里帮了忙。网店制作器的主要目标，是让用户看起来正规、可信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制作质量很关键。只要把版式、字体和颜色处理好，一个在卧室里开店的人，看起来甚至可以比大公司更专业。

（如果你好奇，我的网站为什么这么老派，那是因为它仍在用这套软件制作。今天看起来也许有点笨拙，可在 1996 年，它已经是最时髦的那一种了。）

到了九月，Robert 提出了抗议。他说：“我们都做了一个月了，还没做完。”现在想起来很好笑，因为差不多三年后，他还在做它。不过，我觉得多找些程序员也许是明智的，便问他，研究生同学里还有谁特别厉害。他推荐了 Trevor Blackwell。起初我很意外，因为当时我对 Trevor 的主要印象，是他打算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简化成一叠随身携带的便签卡。但 Robert——大家叫他 Rtm——一如既往是对的。Trevor 后来证明自己是个效率高得吓人的程序员。

和 Robert、Trevor 一起工作非常开心。他们是我认识的最有独立思想的两个人，方式却截然不同。要是能看到 Rtm 的脑子，里面大概像新英格兰殖民时期的教堂；而 Trevor 的脑子，则像奥地利洛可可风格最夸张的那一面。

1996 年 1 月，我们正式营业，最初有六家网店。多等那几个月倒是好事，因为我们一直担心来晚了，实际却早得几乎足以致命。当时媒体满篇都在谈电子商务，可真正想开网店的人并不多。[8]

软件主要分三部分：我写的编辑器，供用户制作网站；Robert 写的购物车；Trevor 写的管理工具，负责订单和统计。以当时的标准，编辑器是最好的通用网站制作工具之一。我把代码保持得很精简，而且除了 Robert 和 Trevor 的部分，不用和别的软件整合，写起来很开心。如果只需要做这套软件，接下来的三年可能会是一生中最轻松的三年。可惜，我还得做很多其他事情，而且每一件都比编程更不擅长。结果，那反而成了压力最大的三年。

九十年代后半期，有许多创业公司在做电商软件。我们决心做 Microsoft Word，而不做 Interleaf，也就是易用、便宜。我们穷，倒是件幸运的事，因为 Viaweb 的定价因此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低：小网店每月一百美元，大网店三百美元。低价很吸引客户，也一直让竞争对手头疼。但我们不是靠什么高明洞察才定这么低的，只是根本不知道企业通常愿意为这种东西花多少钱。每月三百美元，在我们看来已经很多了。

我们就这样，误打误撞做对了不少事。比如，做那些现在被称为“无法规模化”的事。当时我们大概会说：“我们太没本事了，只好用最绝望的办法找用户。”最常做的，就是替用户建网店。这格外让人难堪：软件存在的全部意义，本来就是让用户自己建店，我们却要替他们做。但只要能找到用户，什么办法都愿意试。

我们学到了远比自己想知道的还多的零售知识。比如，如果只能放一张小小的男衬衫图片——以今天的标准，当时所有图片都很小——与其放整件衬衫，不如放领口特写。我之所以记得，是因为弄明白这件事以后，我得重新扫描大约三十张衬衫图片。第一批明明也扫得那么漂亮。

这些事做起来感觉不对，却恰恰是我们该做的。替用户建店，让我们理解了零售，也亲身感受到了使用自己软件是什么滋味。最初，“商业”让我既困惑又排斥，我觉得得找个“懂商业的人”来负责。可一旦有了用户，我的想法就变了，和有了孩子后接受父亲身份很相似。用户需要什么，我就愿意去做什么。也许有一天用户多到我再也没法替他们扫描图片，但在那之前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。

另一个当时没明白的道理，是增长率才是检验创业公司的最终标准。我们的增长率不错：1996 年底大约七十家店，1997 年底大约五百家。我却误以为最重要的是用户总数。从收入角度看，用户总数确实重要，挣不够钱，公司可能倒闭。但长远来说，只要增长率在，总数自然会跟上。如果当年的我们是我在 YC 辅导的公司，我会说：别这么紧张，你们做得不错，一年增长七倍呢。只要别再招太多人，很快就能盈利，然后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可惜，我还是又招了不少人。一部分是投资人希望如此，一部分是互联网泡沫期间的创业公司都这样做。只有几名员工，显得太业余。所以，直到 1998 年夏天雅虎收购我们前后，我们才做到盈亏平衡。这意味着，在公司整个存续期间，我们都受制于投资人。而我们和投资人又都不懂创业，结果连按创业公司的标准看，也是乱成一团。

被雅虎收购，我如释重负。按理说，Viaweb 的股份当然有价值：那是一家盈利、快速增长企业的股份。可我并不真有这种感觉。我不知道怎么给企业估值，却清楚记得，我们似乎每隔几个月就要濒死一次。创业以后，我也一直没怎么改变研究生时期的生活方式。所以，被雅虎收购，感觉就是从穷变富。既然要去加州，我买了辆车，一辆 1998 年的黄色大众 GTI。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觉得，那副真皮座椅是我拥有过的最奢侈的东西。

离开雅虎，重新画画

接下来，从 1998 年夏天到 1999 年夏天，可能是我一生中效率最低的一年。当时没意识到，经营 Viaweb 带来的辛劳和压力已经让我筋疲力尽。到了加州，我还想延续原来的习惯，编程编到凌晨三点。但疲惫、雅虎未老先衰的文化，以及圣克拉拉令人压抑的办公环境，一点点让我消沉。几个月后，那种感觉已经让人不安地想起 Interleaf 的日子。

收购时，雅虎给了我们不少股票期权。我觉得雅虎估值过高，那些期权大概永远值不了什么钱。可没想到，接下来一年股价又涨了五倍。我等到第一批期权归属，就在 1999 年夏天离开了。我太久没画画，几乎都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创业。软件和男衬衫已经占据脑子整整四年。可我提醒自己：做这些事，是为了有钱后能画画。现在有钱了，就该去画了。

我提出离职时，雅虎的上司和我谈了很久，问我的打算。我告诉他想画些什么。当时，我还挺感动，觉得他这么关心我。现在才明白，他大概以为我在撒谎。那时，我每个月归属的期权价值大约两百万美元。肯放弃那么多钱，一定是要去创办新公司；而如果这样，我还可能带走一些人。那是互联网泡沫的顶峰，雅虎就在中心，连我的上司那时都成了亿万富翁。在他看来，离开去另办公司，大概是件疯狂、但也说得通的事。

可我真的只想画画，而且马上就开始了。没有时间浪费：我已经花了四年去赚钱。如今，遇到卖掉公司后离开的创始人，我的建议总一样：先去休假。我当时也该这样，找个地方待上一两个月，什么也不做。但这个念头从来没出现过。

我试着画画，却好像既没精力，也没雄心。一部分原因，是在加州认识的人太少。我还在圣克鲁斯山上买了栋房子，让问题更严重了：景色很美，离哪儿都远。撑了几个月，我绝望地回了纽约。那套公寓竟然还在，像封存着旧生活的一座墓穴。如果了解租金管制，这就不奇怪了。至少，Idelle 在纽约，也还有其他想画画的人，虽然我不认识他们。

回到纽约，我又过起旧日的生活，只是如今有钱了。这话听起来很怪：原来的生活习惯又回来了，但有些以前打不开的门，现在打开了。走累了，只要一抬手就能坐出租车——下雨时除外。经过一家漂亮的小餐馆，可以进去吃午饭。一度，这一切都很让人兴奋。画画也渐渐顺了。我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画静物：先按原来的办法画一幅，拍照、放大打印到画布上，再用它做第二幅的底稿，对着同一组物体画，前提是它们还没烂掉。

与此同时，我开始看可以购买的公寓。现在，我真的能选择住在哪个街区了。我问自己，也问一个个房产经纪人：纽约哪里像剑桥？偶尔再回剑桥时，我逐渐意识到，纽约没有这样的地方。嗯。

就在这时，也就是 2000 年春天，我有了一个点子。Viaweb 的经历让我很清楚，Web 应用是未来。那为什么不做一个用来制作 Web 应用的 Web 应用？为什么不让人们直接在浏览器里编辑我们服务器上的代码，然后由我们托管生成的应用？[9] 服务器还可以提供许多服务，让那些应用通过 API 调用：打电话、接电话、处理图片、接收信用卡付款等等。

我兴奋得几乎想不了别的事。这显然就是未来。我并不特别想再创业，可这个想法显然得通过一家公司来实现，于是我决定搬回剑桥开干。我想拉 Robert 一起，却碰了壁。他那时在 MIT 做博士后。上次被我拉去做项目，虽然挣了不少钱，也耗掉了大量时间。所以，他承认点子不错，却坚决不肯加入。

哼，那就自己来。我找了以前在 Viaweb 工作的 Dan Giffin，再加上两个想找暑期工作的本科生，一起动手。现在看来，我们想做的软件，足够分给二十来家公司和几个开源项目。用来定义应用的语言，当然会是 Lisp 的一个方言。不过，我还不至于天真到觉得能把一个一眼看出是 Lisp 的东西直接端给大众。我们会像 Dylan 那门语言一样，把括号藏起来。

到那时，像 Viaweb 这样的公司有了一个名字，叫“应用服务提供商”，简称 ASP。这个叫法没活多久，就被“软件即服务”取代了。但它存在的时间，已经足够让我用它给公司取名：Aspra。

我负责应用制作器，Dan 做网络基础设施，两个本科生做最初的两项服务：图像和电话。可到了夏天的一半，我意识到自己真的不想经营公司，尤其不想经营这样一家看来会做得很大的公司。我开始做 Viaweb，是因为缺钱。现在不缺了，为什么还要再来一遍？如果非得开公司才能实现这个愿景，那就去他的愿景。我可以挑一部分，做成开源项目。

有意思的是，花在这件事上的时间并没白费。后来办起 YC，我常常遇到一些创业公司，正在做那套新架构的某个部分。花那么多时间琢磨过，甚至试着写过代码，对理解它们很有帮助。

我决定做成开源项目的那一部分，是一种新的 Lisp。这下，连括号都不必藏了。很多 Lisp 程序员都梦想造一种新 Lisp。一部分原因，是这种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许多方言；另一部分原因，我想，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理想形式的 Lisp，现有方言都还没达到。我肯定如此。夏天结束时，Dan 和我便在我买下的剑桥那栋房子里，开始做这个叫 Arc 的 Lisp 新方言。

原来，文章可以直接写给读者

第二年春天，一个机会突然来了。有人邀请我在 Lisp 会议上演讲，我讲的是 Viaweb 怎样使用 Lisp。讲完后，我把演讲的 PostScript 文件放到了 paulgraham.com 上。网站是几年前用 Viaweb 做的，此前一直没拿它干什么。一天之内，页面被浏览了三万次。怎么回事？查看流量来源，发现有人把它发到了 Slashdot。[10]

哇，原来有读者。我想，只要写点东西放上网，任何人都能看。这在今天似乎显而易见，当时却很惊人。印刷时代，通往读者的路很窄，门口还守着一种叫编辑的凶猛怪兽。要让人读到你的东西，只能出书，或者登上报刊。现在，谁都能发表任何东西。

原则上，1993 年起就能这样做了，但没多少人真正意识到。我在其中大部分时间里，都密切参与着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，同时自己也是写作者，却花了八年才反应过来。就算反应过来了，也又过了几年才理解其意义：这会带来整整一代全新的文章。[11]

印刷时代，发表随笔的空间小得可怜。除了少数获得认可、混得进纽约那几个圈子的思想家，能发表文章的，往往只能是谈自己专业的专家。许多文章因此从未被写出来，因为没地方发表。现在，它们可以被写出来了，而我就要去写它们。[12]

我做过几件不同的事，但某种意义上的转折点，是开始在网上发表文章。从那以后，我知道，无论做什么，我都会继续写文章。

我知道，一开始网络文章会是很边缘的媒介。论社会地位，它们更接近怪人在 GeoCities 网站上的咆哮，而不是《纽约客》里排版精美、文辞优雅的文章。但这时，我已经明白得足够多，知道这种边缘地位应该让人振奋，而不是泄气。

回顾自己的人生，一个特别明显的模式是：至少对我而言，做那些不太有声望的事情，往往很有成效。静物画一直是绘画里地位最低的类型。Viaweb 和 YC 刚开始时，也一点都不显得光鲜。陌生人问我在写什么，我说是在写一篇准备放到自己网站上的文章，他们至今还会一脸茫然。就连 Lisp，虽然像拉丁语一样，有某种智识上的声望，仍然不怎么时髦。

这并不是说，没名气的工作本身就好。但如果一件工作没什么声望，你还是被它吸引，这就表明，那里也许真有什么值得发现的东西，而你的动机也比较对。有抱负的人很容易受不纯的动机影响。如果有什么会让你走偏，最常见的就是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所以，做没有声望的工作，并不能保证方向正确，却至少能让你避开最常见的那条歧路。

接下来几年，我写了许多主题各异的文章。O’Reilly 选出其中一些结集出版，书名《黑客与画家》，取自其中一篇文章。我也做垃圾邮件过滤器，画画。每周四晚上，我为一群朋友做晚饭，因此学会了怎样给一大群人做饭。我还在剑桥又买了栋楼作办公室，那曾是糖果厂，后来据说又成过色情片拍摄工作室。

YC 是怎样开始的

2003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，我家办了一场大派对。这是朋友 Maria Daniels 想的主意，她也是周四晚餐的常客。三个主办人各自邀请朋友参加同一场派对。这样，对每个客人来说，现场都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自己不认识、却可能喜欢的。其中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，后来却发现自己很喜欢她：Jessica Livingston。几天后，我约她出去。

Jessica 在波士顿一家投资银行做市场营销。那家银行自认为懂创业公司，但接下来一年，她认识我那些创业圈的朋友后，很惊讶现实与银行的想象相差那么大，创始人的故事又那么丰富。于是，她决定写一本创业者访谈的书。

后来银行遇到财务问题，Jessica 不得不裁掉自己手下一半的员工，便开始找新工作。2005 年初，她面试了波士顿一家风投公司的市场营销职位。对方拖了几周才作决定。等消息的时候，我不断和她说，风险投资有多少地方该改：应该做更多小额投资，而不是少数几笔巨额投资；应该资助年轻的技术创始人，而不是 MBA；应该让创始人继续做 CEO，等等。

我写文章的一个办法，一直是先做演讲。想到自己要站在人前，说一些不浪费他们时间的话，就特别能激发思考。哈佛计算机协会，也就是学校的计算机社团，邀请我演讲时，我决定讲怎样创业。也许，听众能避开我们犯过的那些最糟糕的错误。

演讲时，我说，最好的种子资金来源，是那些已经创业成功的人，因为他们还能提供建议。话音一落，好像所有人都期待地看着我。一想到邮箱可能会被商业计划书淹没——当时真该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——我就脱口而出：“但别找我！”然后继续讲下去。可事后想想，我真的该停止拖延了。自从被雅虎收购，我就一直想做天使投资。已经过去七年，居然一笔都没做。

同时，我一直和 Robert、Trevor 商量还能一起做些什么。我很想念一起工作的日子，觉得总能找出一件可以一起干的事。

3 月 11 日，Jessica 和我吃完晚饭走回家，走到 Garden Street 和 Walker Street 的拐角时，三件事突然合到一起。去他的，那些拖拖拉拉的风投！我们自己开一家投资公司，把一直说的想法真正做出来。我出钱，Jessica 可以辞职来一起工作，再把 Robert 和 Trevor 拉来当合伙人。[13]

无知再一次帮了我们。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天使投资，而 2005 年的波士顿又没有一个 Ron Conway 可以请教。于是，我们只是做那些自己看来显而易见的选择。其中一些，后来被证明是创新。

YC 有好几个部分，不是一次想清楚的。先想明白的是，我们要做一家“天使投资公司”。当时，这两个词并不搭。风投公司是有组织、专做投资的机构，可只做数百万美元的大额投资；天使则投得少些，但通常主要忙自己的事情，只是偶尔投一笔。两边都没有给刚起步的创始人足够帮助。我们知道创始人有多无助，因为我们记得自己也一样。比如，Julian 帮我们成立公司，在我们眼里几乎像变魔术。写复杂软件没问题，可注册公司、制定章程、处理股份，这一切到底怎么办？我们不仅想投种子资金，也想替创业者做 Julian 当年替我们做过的事。

YC 一开始没有采用基金形式。运营成本够低，我们就用自己的钱。这话对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大概没什么意义，可专业投资者一听就会想：“哇，那就是说收益全归他们自己。”但这同样不是因为有什么高明洞察。我们根本不知道风投通常怎么组织，从未想过募一只基金。真想到了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。[14]

YC 最独特的地方，是分批进行：一年两次，同时投资一批创业公司，再集中花三个月帮助它们。这个办法也是误打误撞发现的。不是事后推测我们无知，而是当时就明摆着：我们需要积累投资经验，最好的办法，莫过于同时投一大批公司。我们知道，本科生夏天会到科技公司做暑期工作。那为什么不办个暑期项目，让他们自己创业？这样也不用为自己只是“半吊子投资人”内疚，因为他们某种意义上也是“半吊子创始人”。我们多半挣不到多少钱，至少能拿他们练习投资，他们也可能比去微软过一个暑假更有意思。

我在剑桥买的那栋楼，就拿来当总部。每周在那里聚餐一次，定在周二，因为周四我已经要给周四晚餐的朋友们做饭。晚饭后，请了解创业的人来讲点东西。

本科生那会儿正决定暑假去哪儿工作，我们便在几天内想出了“夏季创始人计划”，我在网站上发公告，邀请本科生申请。我从没想到，写文章也会带来投资人所说的“项目来源”，结果它却成了绝佳渠道。[15] 我们收到了二百二十五份申请，吃惊地发现，不少人已经毕业，或者马上要在那年春天毕业。这件事开始显得比预期严肃多了。

我们邀请大约二十组申请者来面试，选了八组投资。那是一群很出色的人。第一批里有 Reddit 的团队；后来创办 Twitch 的 Justin Kan 和 Emmett Shear；已经参与制定 RSS 规范、几年后又为开放获取事业献出生命的 Aaron Swartz；以及后来成为 YC 第二任总裁的 Sam Altman。我不认为第一批这么出色完全是运气。放着微软、高盛这样像样公司的暑期工作不去，选择“夏季创始人计划”这种古怪的东西，本来就得有点胆量。

投资条款，是把 Julian 当初给我们的条件——一万美元换百分之十股份——与 Robert 告诉我的 MIT 研究生暑期工作报酬——六千美元——拼在一起：每位创始人给六千美元，常见的两人团队就是一万两千美元，换百分之六股份。这总该算公平，毕竟比我们当年接受的条件好了一倍。而那个非常热的夏天，Jessica 还为创始人弄来了免费的空调。[16]

我很快意识到，我们偶然发现了把创业投资做得更大的一种方式。批量投资，对我们方便，许多事可以同时给所有公司做；而成为一个批次的一员，对创始人也更好。它解决了创业者一个很大的问题：孤独。现在不仅有同伴，而且这些同伴理解你面临的问题，还能告诉你自己怎样处理过。

YC 继续长大，我们又发现了一些规模的好处。往届创始人成了紧密的社群，愿意互相帮助，尤其愿意帮当前这一批，因为他们还记得不久前自己的处境。创业公司也开始互相成为客户。我们开玩笑叫它“YC GDP”，但随着 YC 长大，这越来越不只是个玩笑。如今，有些公司最早的客户，几乎全来自同一批的其他公司。

我本来没想把 YC 当成全职工作，而是想做三件事：编程、写文章、做 YC。YC 越长大，我越感兴趣，占去的注意力也超过了三分之一。不过，最初几年，我仍有余力做其他事。

*2009 年夏季 YC，Paul Graham 向创业者介绍 Prototype Day 的规则。 图像来源 · Kevin Hale / CC BY-SA 2.0 · *许可

当一件工作占满了所有注意力

2006 年夏天，Robert 和我开始写新版 Arc。这版速度相当快，因为它会编译成 Scheme。为了测试它，我用 Arc 写了 Hacker News。最初，它叫 Startup News，是给创业者用的新闻聚合网站。但过了几个月，我就厌倦了只看创业新闻。我们想接触的，也不只是已经创业的人，更是未来可能创业的人。于是，我把名字改成 Hacker News，主题也改成任何能激发求知欲的东西。

HN 毫无疑问有利于 YC，但它也是我压力最大的来源。如果只需挑选创始人、帮助他们，日子会轻松得多。这也意味着，做 HN 是个错误。不过，一份工作里最大的压力，至少应该和它的核心有关。我却像个跑马拉松的人，疼不是因为跑累了，而是因为鞋不合脚、起了水泡。YC 碰上紧急问题，需要我处理时，大约六成和 HN 有关，剩下所有事情加起来才占四成。[17]

除了 HN，我还用 Arc 写了 YC 的全部内部软件。可虽然一直用 Arc 做许多事，我却逐渐不再开发 Arc 本身。一方面没时间，另一方面，已有这么多基础设施依赖它，再拿它做实验也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。这样，原来的三个项目只剩两个：写文章和做 YC。

YC 和我以前的工作不同。我不再自己决定要做什么，而是问题来找我。每六个月，一批新的创业公司进来，不管碰到什么问题，都会变成我们的问题。这工作非常吸引人：问题各不相同，好的创始人行动又特别有效。如果想尽可能快地了解尽可能多的创业公司，很难有比这更好的办法。

这份工作也有我不喜欢的部分：合伙人争执，判断别人什么时候在撒谎，和苛待创业公司的人周旋，等等。可这些我不喜欢的部分，我也努力做。Kevin Hale 说过一句话，一直让我放不下：“没有人会比老板更努力。”他既在描述现实，也在说一个应然的道理。后一层意思让我害怕。我希望 YC 做得好，如果我的努力程度决定了其他人努力程度的上限，那我最好足够努力。

2010 年，有一次 Robert Morris 到加州参加我们的面试工作，他做了一件让我惊讶的事：主动给了我建议。我只记得他以前这样做过一次。那是在 Viaweb，我被肾结石疼得弯下腰，他建议我最好去医院。Rtm 得到这种程度，才会主动提建议。所以，那次他说的话，我记得很清楚：“你知道，你应该确保 YC 不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件酷事。”

当时我不明白，后来才意识到，他是在劝我离开。这似乎很奇怪，因为 YC 发展很好。不过，若说有什么比 Rtm 主动建议更少见，那就是 Rtm 判断出错。这让我开始想：照现在这样下去，YC 真会成为我最后做的一件事，因为它只会占去更多注意力。它已经吞掉了 Arc，接下来又要吞掉我的写作。如果 YC 不是我打算做一辈子的事业，那迟早得走。而它确实不是。所以，我会离开。

2012 年夏天，母亲中风了，原因是结肠癌引发的血栓。中风破坏了她的平衡能力，她被送进护理机构，可她一心想离开，回到自己家。我和姐姐决定帮她实现。我定期飞去俄勒冈州看她，航程中有很多时间思考。其中一次飞行，我意识到，是时候把 YC 交给别人了。

我问 Jessica 想不想做总裁，她不想。我们就决定试着请 Sam Altman 来。与 Robert、Trevor 商量后，大家一致同意彻底换一班人。此前，YC 由我们四个人最初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控制。但我们希望 YC 能长久存在，那就不能一直由创始人控制。所以，如果 Sam 答应，我们就让他重组 YC：Robert 和我退休，Jessica 与 Trevor 则回到一般合伙人的角色。

问 Sam 愿不愿意做 YC 总裁时，他一开始说不想。他想另外创业，造核反应堆。但我一直劝，直到 2013 年 10 月，他终于答应了。我们决定，从 2014 年冬季批次开始，让他接手。2013 年剩下的时间，我逐渐把运营交给他，一方面好让他熟悉工作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母亲癌症复发，我的心思主要在她身上。

2014 年 1 月 15 日，她去世了。我们知道这天会来，可真的来了，还是很难。

我在 YC 又工作到三月，帮助那批公司完成 Demo Day，然后几乎完全退出。（我仍会和往届创始人，以及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新公司联系，但每周只占几个小时。）

下一件想做的事

接下来做什么？Rtm 的建议可没包括这一部分。我想做点完全不同的事，于是决定画画。我想看看，如果真的专心画，自己能画到什么程度。所以，不再去 YC 工作的第二天，我就开始画了。手有些生，花了一阵才找回状态，但至少，这件事让我全身心投入。[18]

2014 年剩下的大部分时间，我都在画画。我以前从没这样不受打断地工作，画得也比从前好。还不够好，但确实在进步。到了十一月，有一天，画着画着，我突然不想再画了。此前，我一直好奇眼前这幅画最后会是什么样子，可那一刻，画完它却成了一件苦差事。于是，我停下来，洗干净画笔，之后就没再画过。至少，到现在还没有。

我知道，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没毅力。但注意力是零和的。能够自己选工作时，如果选了一件并非最适合自己、或至少不够好的事，就会挡住另一件更好的事。而到了五十岁，浪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是实实在在的。

我又开始写文章，接下来的几个月写了不少，甚至有几篇和创业无关。到了 2015 年 3 月，我再次开始研究 Lisp。

Lisp 的独特之处，在于它的核心是用它自身写出的解释器来定义的。起初，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编程语言，而是一个计算的形式模型，是图灵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。要为一种语言写一个用它自身实现的解释器，最少需要预先定义哪些运算符？John McCarthy 发明的 Lisp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发现的 Lisp，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。[19]

McCarthy 起初甚至没意识到，这样的 Lisp 可以直接拿来编程，直到研究生 Steve Russell 提出了这个想法。Russell 把 McCarthy 的解释器翻译成 IBM 704 机器语言，从那时起，Lisp 也成了通常意义上的编程语言。但源于计算模型的出身，赋予了它其他语言难以比拟的力量与优雅。这正是大学时吸引我的地方，只是当时还不明白原因。

*John McCarthy 讨论 Lisp，斯坦福，2006 年。 图像来源 · null0 / Roland Dobbins / CC BY 2.0 · *许可

McCarthy 在 1960 年给出的 Lisp，只能求值 Lisp 表达式。一门编程语言需要的许多东西，它都没有。后来，人们把这些东西加进来了，却没沿用 McCarthy 最初那种从基本公理出发的办法。当时也做不到。McCarthy 是靠手工模拟执行来测试解释器的，这已经差不多是手工能处理的极限，实际上还有一个错误没被他发现。要测试更复杂的解释器，就必须真的运行它，而当时的计算机还不够强。

现在可以了。现在，你可以沿用 McCarthy 的公理化办法，一直定义出一门完整的编程语言。只要对原始 Lisp 的每次修改，都保留它作为某种“发现”的性质，原则上，最后得到的完整语言也能保留这种性质。当然，做起来比说起来难得多。但既然原则上可行，为什么不试试？我就决定试。结果，花了四年多，从 2015 年 3 月 26 日做到 2019 年 10 月 12 日。幸好目标很明确，不然，很难撑这么久。

我借助 Arc，用这种新 Lisp 自身写出了它，我叫它 Bel。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矛盾，也说明了，为了让它真的跑起来，我用了多少变通办法。靠一连串相当离谱的变通手法，我做出了一个足够接近用自身编写的解释器的东西，而且能实际运行。速度不快，但足够拿来测试。

大部分时间，我必须禁止自己写文章，不然根本做不完。2015 年底，我花了三个月写文章，回来继续 Bel 时，几乎看不懂代码了。不是代码写得差，是问题本身太复杂。研究一个用自身编写的解释器时，很难随时弄清自己正在哪一层。有些错误，就算找到了，也像经过加密一样难懂。

于是我告诉自己，Bel 做完前，不再写文章。但做的过程中，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这件事。因此，好几年里，我看起来像什么都没干，实际上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努力。有时，与一个可怕的 bug 搏斗了几个小时，我看看 Twitter 或 HN，会看到有人问：“Paul Graham 还写代码吗？”

做 Bel 很难，也很满足。我投入到任何时候脑子里都装着相当一部分代码，还能在脑中接着写。记得 2015 年一个晴天，我带孩子去海边，看他们在潮池里玩，自己一边琢磨某个与续延有关的棘手问题。那时，我觉得自己过上了想要的生活。我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这种感觉居然如此新鲜，让我有点难过。好在，后来几年，这样的时刻更多了。

2016 年夏天，我们搬到了英国。我们希望孩子体验另一个国家的生活，而我出生时就有英国国籍，英国显然是个自然的选择。本来只打算住一年，可我们很喜欢，所以一直留了下来。Bel 的大部分，就是在英国写的。

2019 年秋天，Bel 终于完成了。它和 McCarthy 最初的 Lisp 一样，是一种规范，而不是一个实现，虽然这个规范同样用代码表达。

现在，我又能写文章了，便把积累下来的题目写了一批。2020 年，我继续写，也开始想，还有什么工作可以做。我应该怎样选择接下来要做的事？那么，过去我又是怎样选择的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先给自己写了一篇文章，却惊讶地发现，答案如此漫长，又如此混乱。连亲身经历过的人都会惊讶，想必别人读起来也可能觉得有趣。对那些同样走得七拐八绕的人，也许还会有些鼓励。所以，我为其他人写了一个更详细的版本，而你正在读的，就是它的最后一句。

原注

原注 1　我的经历跳过了计算机发展中的一个阶段：带交互式操作系统的分时计算机。我直接从批处理跳到微型计算机，因此后者显得格外让人兴奋。

原注 2　意大利语里表达抽象概念的词，几乎总能根据对应的英语词猜出来，偶尔也会碰上 polluzione 这样的陷阱。不同的是日常用语。因此，只要用几个简单动词串起许多抽象概念，一点点意大利语也能派上很大用场。

原注 3　我住在 Piazza San Felice 4 号，去学院时会穿过老佛罗伦萨的中轴：经过皮蒂宫，走过桥，经过 Orsanmichele，在大教堂和洗礼堂之间穿过，再沿 Via Ricasoli 走到圣马可广场。从空无一人的漆黑冬夜，到挤满游客的酷热夏日，我在街道上见过这座城市各种各样的样子。

原注 4　当然，只要对方愿意，你也可以把人当作静物来画。这种肖像甚至可以说是静物画的顶峰，不过长时间坐着，确实容易让模特露出痛苦的表情。

原注 5　Interleaf 只是许多同类公司中的一家：聪明人聚在一起，做出过了不起的技术，最后却被摩尔定律碾过去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通用处理器，也就是 Intel 处理器，性能的指数增长，像推土机一样推平了那些高端专用硬件与软件公司。

原注 6　RISD 那些追求招牌风格的学生，也不见得特别唯利是图。在艺术界，金钱和“酷”紧密相连。贵的东西会被认为酷，而被认为酷的东西，很快也会变贵。

原注 7　严格来说，那套公寓适用的是租金稳定制度，不是租金管制制度。不过，大概只有纽约人才知道、或在意这个区别。要紧的是，它真的便宜，租金不到市价的一半。

原注 8　大多数软件做好就能发布。但如果你做的是网店制作器，还负责托管这些网店，那么一个用户都没有，就会一眼被看出来。所以，在公开上线之前，我们得先私下上线，找一批最初的用户，确保他们都有像样的店面。

原注 9　Viaweb 里有一个代码编辑器，让用户定义自己的页面样式。用户并不知道，他们实际上在编辑底层的 Lisp 表达式。不过，它不算应用编辑器，因为这些代码是在生成商家网站时运行，而不是顾客访问网站时运行。

原注 10　这是后来常见的一种经历第一次出现，接着发生的事也一样常见：一看评论，满眼都是生气的人。我怎么能说 Lisp 比其他语言好？难道它们不都是图灵完备的吗？有时，有人看到我的文章引发的反应，会说替我难过。我回答，从一开始就这样，并不夸张。这就是这一行的常态。文章总要告诉读者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，可有些人不喜欢有人告诉他们这些。

原注 11　当然，九十年代人们已经在互联网上放了许多东西。但把东西放上网，与以网络为主要发表渠道，并不相同。后者意味着，你把网络版本当成主要版本，或至少是主要版本之一。

原注 12　这里有个更普遍的教训，我们在 YC 也一再见到：产生某种惯例的限制早已消失，惯例却还会继续束缚你。风险投资的那些老做法，和发表文章的那些惯例一样，过去确实有其现实原因。创业曾经贵得多，也相对少见。现在，创业可以很便宜，创业公司也很多，可风投习惯仍反映着旧世界，就像写文章的惯例仍反映着印刷时代。

这意味着，能独立思考，也就是较少受惯例左右的人，在变化很快的领域会更有优势，因为那里的惯例更容易过时。

不过，有意思的是，你没法总预先知道哪些领域会快速变化。软件和风险投资显然会，可谁会想到，连随笔写作也会受到这种影响呢？

原注 13　YC 最初不叫 Y Combinator，而叫 Cambridge Seed。我们不想用一个地域性的名字，以免有人到硅谷复制我们，便改用 λ 演算中一个很酷的技巧来命名：Y 组合子。

选橙色，一部分因为它是最温暖的颜色，一部分因为没有风投公司用它。2005 年，风投公司用的都是栗色、海军蓝、森林绿这类沉稳颜色，因为他们想吸引有限合伙人，而不是创始人。YC 标志本身也是一个内部玩笑：Viaweb 是红圆圈里的白色 V，我就给 YC 做了橙方块里的白色 Y。

原注 14　2009 年，YC 开始采用基金形式，因为规模太大，我已经没法个人出资维持。Heroku 被收购后，我们又有足够的钱回到自己出资的状态。

原注 15　我一直不喜欢 deal flow，也就是“项目流”这个说法，它暗示某个时刻的创业公司数量是固定的。这不对。而 YC 的目的，恰恰就是促使原本不会存在的公司出现，证明这件事。

原注 16　她说，那些空调大小、形状各不相同，因为当时需求太旺，能找到什么就得拿什么。可每一台，都比今天的她能搬动的还重。

原注 17　HN 还有一个奇怪的麻烦，只有同时写文章、又经营论坛的人才会碰到。你经营论坛，别人就假定你会看每场讨论，至少会看与你有关的讨论。你写文章，别人又会在论坛上对它作出想象力丰富的误读。两件事分开来看，都烦人但尚可忍受，合到一起就成了灾难。你实际上不得不回应这些误读，因为既然大家认定你在场，对一条点赞足够多的误读不回应，就会被当作默认它正确。可这又会引来更多争论：想找你吵架的人都觉得，机会来了。

原注 18　离开 YC 最难受的，是不再与 Jessica 共事。我们认识以来，几乎一直一起工作；既没试过，也不想把工作和个人生活分开。因此离开，就像拔起一棵根扎得很深的树。

原注 19　要把“发明”与“发现”说得更精确，可以想想外星人。例如，任何足够先进的外星文明，肯定都知道勾股定理。我相信，它们也会知道 McCarthy 在 1960 年论文里提出的 Lisp，虽然对这件事的把握没那么大。

但如果如此，也没有理由认为，它们知道的语言就止于这里。外星人显然也需要数字、错误处理和输入输出。所以，从 McCarthy 的 Lisp 出发，至少应该存在一条路，既继续发展这门语言，又保留它作为“发现”的性质。

感谢 Trevor Blackwell、John Collison、Patrick Collison、Daniel Gackle、Ralph Hazell、Jessica Livingston、Robert Morris 和 Harj Taggar 阅读本文草稿。

参考来源：Paul Graham 原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