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股七宗罪

A股作为按总市值计算的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，表现出来的不成熟，仍然令人震惊。

一个已经长到这个体量的市场，投资者还要反复确认一些最基本的事情：利润是不是真的，账上的钱还在不在，替公司签字的人有没有做过核查，负责监管的人又在替谁办事。买股票之前，先得判断自己买到的是一家企业，还是一群人准备兑现的故事。

别的市场在放大贪，A股在放大恶。

贪婪会让人高估增长、透支未来、加上自己承受不了的杠杆。这里说的恶，要更具体一些：明知道东西是假的，仍然把它卖出去；明知道钱属于全体股东，仍然把它搬进关联公司的账户；拿着替投资者把关的权力，却向需要被把关的人收钱。前者还可能是一起做错了判断，后者从一开始就安排好了谁拿钱、谁承担损失。

这些事情分开看，是一份份处罚决定书。连起来看，散户掏出来的钱，经过了怎样一套分配过程，也就清楚了。

第一宗罪：色欲｜监管的恶

易会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。

他从2019年初到2024年初担任证监会主席，坐在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最高位置。2025年9月被查，2026年4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，9月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提起公诉。处分通报列出的事项，包括利用职务便利，在上市审批、融资贷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收受巨额财物。

上市审批出现在这样的通报里，分量远比一桩官员个人丑闻重。

一家企业能否把股权卖给公众，涉及老板的财富、早期股东的退出，也涉及普通投资者将来承担什么风险。负责守住入口的人，把这份权力变成私人获利的工具，市场就会收到一种极坏的信号：经营能力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套更值得钻研的通关办法。

而出事的远不止一名主席。

2026年9月，证监会原副主席王建军因受贿9340万余元，一审被判无期徒刑。法院认定的受贿行为发生在2005年至2019年，涉及公司上市、企业融资等事项。同年10月，曾担任证监会纪委书记、驻会纪检组组长的王会民，一审被判死缓，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，不得减刑、假释。其4.36亿余元受贿款，横跨银行、地方金融和证券监管等任职阶段。原副主席方星海则于2026年7月被通报接受审查调查。

主席、副主席，再到监督监管者的纪检监察岗位，多道防线接连出事。坐在这些位置上的人，原本应该彼此约束，替公众看住权力。现在，公众需要重新追问这些约束当年到底怎样运行。

监管腐败损害的，也不止某几只股票的价格。它会改变整个市场对努力方向的判断。认真做业务、如实披露、排队接受审核的人，如果发现有人能靠关系和输送利益获得便利，守规矩就会变成额外成本。坏企业更愿意把钱花在打通关节上，真正做事的企业反而要承受更高的信用折价。

散户接触不到审批过程，也不知道一份公开文件背后发生过什么。他只能依赖公开信息和监管信用。等到当年的监管者进入案件通报，股票可能早已买过、亏过，企业也可能已经完成融资和减持。

抓走一个人，可以追究他的责任；当年被扭曲的资源分配、被消耗的公众信任，不会随着通报发布自动恢复。市场需要知道的，是权力具体在哪一步失去约束，以及下一任坐进同一间办公室的人，还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办事。

第二宗罪：傲慢｜制度的恶

制度对散户的不公平，经常藏在一句很体面的话里：这是为了保护你。

普通A股实行T+1，当天新买的股票，当天不能卖出。这条规则同样约束机构新买入的股票。但已有底仓、资金充足、能用程序管理库存的人，可以卖出旧仓再买回来，或者买入后卖出等量旧仓，在库存范围内完成日内交易。一个当天刚追进去、没有底仓的散户，只能等第二天。

条文一样，手里可以采取的动作并不一样。规则把当天的纠错机会锁住，信息、资金和库存的差距，又决定了谁受这个限制更重。散户上午买错，下午已经看见风险，也不能卖掉当天刚买的那一笔。

涨跌停板又给这种限制加了一层。跌停只限制当天的成交价格，买盘消失时，并不负责让人卖得出去。重大坏消息遇上连续跌停，风险没有消失，只是被分配到了后面几个交易日。屏幕每天都有一个收盘价，账户里的股票却未必能按那个价格换成现金。

防御工具的门槛则高得多。以上交所股票期权为例，个人投资者开通权限有50万元资产门槛，还要满足交易经历、知识测试等条件。这套适当性要求针对的是复杂衍生品的风险，但结果也很直接：账户较小的人可以承担股票价格大跌的损失，却难以直接使用某些对应的对冲工具。连用指数或ETF期权降低组合风险，都先要过资金门槛，而且还要承担对冲不完全的误差。

融资端的便利，又是另一幅景象。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，可以按照规则以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八折定价。这里有六个月、特定情形十八个月的锁定安排，折价也包含锁定期风险。争议出在更前面：谁能坐到认购席上，谁能参与定价，谁只能在二级市场接受别人谈完的结果。

如果发行价格缺乏足够约束，新进入的特定投资者以较低价格获得股份，原有股东承担的就是权益被稀释。小股东可以投票，也有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等安排，但数以万计的分散账户，组织起来的成本远高于一个控股股东。知道自己利益受损，和有能力阻止损害，是两回事。

散户最吃亏的地方，是这些差距会累积。信息出来得晚，交易动作更少，议价能力更弱，等到真的需要索赔，还要面对证明损失、认定因果、诉讼和执行的成本。融资可以一次完成，损失追回来却可能要走很长的程序。

一个制度如果反复要求小股东证明自己足够成熟，才允许他使用更多工具，却对拿走他的钱的人缺少同样及时、有效的约束，“保护”就会变成一种居高临下的安排。钱可以进来，权利慢慢再说。

第三宗罪：暴食｜上市公司的恶

紫晶存储2020年上市。证监会后来查明，这家公司在上市前就通过虚构销售合同、伪造物流和验收单据、安排资金回款等方式做大收入与利润，上市后继续造假。仅2020年虚增的利润就约1.69亿元，相当于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150.21%。

把假的部分扣掉，利润的方向都变了。

投资者以为自己在判断一家科技公司的成长性，实际上连用来计算估值的分母都是编出来的。研究产品、行业空间、国产替代，分析得再认真，也无法弥补底层账本是假的。这种损失，不能用一句“投资者判断失误”带过去。

还有一种公司，问题出在现金去了哪里。

河北证监局对东旭光电的处罚决定写得很清楚：2015年至2022年，公司以原材料采购等名义，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。截至2023年末，相关资金占用余额为95.95亿元。

原材料采购本来应该把公司的钱换成经营所需的东西。在这样的安排里，钱先离开上市公司，留下来的却是对关联方的债权和收不回来的风险。控制人可以支配现金，中小股东只能按持股比例承受公司资产缩水。控股权被用成了提款权。

造假、占款之外，还有低位定增、高位减持。这个过程是否构成利益输送，要看认购人与控制人的关系、真实定价过程，以及有没有操纵披露和交易。钱的走向却很容易理解：低价多拿一份股份，高价少留一份风险。如果公司控制人既能影响融资安排，又能控制利好信息出现的时间，还和外部资金约好怎样拉抬、怎样退出，公众股东面对的就不再只是正常的经营波动。

同一套经营故事，可以在需要融资时讲一次，在需要抬高股价时讲一次，在需要减持时再讲一次。产能还没贡献现金流，资本运作已经贡献了私人财富。后面即使项目不及预期、商誉减值、业绩变脸，之前通过减持拿走的现金，也不会因为公司亏损自动退回来。

这种上市公司最擅长的，是把公司经营风险留在上市主体里，把可以兑现的好处拿到主体外面。散户买的是公司的未来，控制人算的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够退出。双方看着同一张股价图，做的根本不是同一门生意。

第四宗罪：嫉妒｜机构的恶

机构原本有能力降低市场的信息差。研究员可以跑工厂、核验订单、比较上下游，基金可以用规模和专业能力替持有人争取更好的决策。问题出在，有人发现利用信息差收割别人，比消除信息差更赚钱。

徐翔案把这种合作写得很具体。

法院认定，2010年至2015年，徐翔单独或与同案人员一道，与13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合谋，控制公司择机发布高送转、引入热点题材等利好消息，再使用基金产品和所控制的账户连续交易、拉抬股价。部分安排由上市公司股东将减持收益按约定分成，部分则是共同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后，再拉抬股价获利。

对市场来说，那是一条刚刚公布的利好；对参与安排的人来说，那是提前商量好的交易进度。

普通投资者还在分析公告，别人已经知道公告什么时候发、谁负责买、股东怎样卖、卖完怎么分钱。机构的信息优势在这里越过了研究的边界，变成了对信息发布时间和交易过程的共同控制。股价上涨又给那套故事提供了看似客观的证明，吸引更多不知道安排的买家。

所谓伪概念，也常常沿着这个过程长出来。一项尚未贡献多少收入的业务，被包装成公司价值重估的理由；合作意向被讲成订单，技术储备被讲成即将兑现的利润。钱先集中买入，价格涨起来，故事才显得更可信。散户最容易在这时把价格上涨，当成基本面已经得到验证。

内幕交易则把优势再往前推一步。公告尚未公开，知道重组、订单或业绩变化的人已经行动。受托管理资金的人，如果还拿基金未公开的交易计划替个人账户谋利，受损者甚至包括把钱交给他的客户：客户的资金负责形成买盘，个人账户先占好位置，再利用后续交易获利。

机构抱团还会形成另一种压力。多家资金集中持有，后续买入继续抬高价格，净值和排名又吸引申购，新增资金再买同一批股票。只要这种循环持续，估值偏高就容易被解释成“市场重新认识了价值”。等到赎回或预期变化，原先共同增加的需求又可能一起变成卖盘。当机构之间进一步约定交易、控制信息、配合出货，公众买家承担的就是合谋退出的代价。

最伤市场信任的，是专业机构把本应用来替客户辨认风险的能力，用来让风险看上去更值得购买。研究报告、路演、净值曲线都很专业，最后兑现收益的人，未必是付费相信这些专业的人。

第五宗罪：暴怒｜量化的恶

量化把这种竞争推进到了普通人的反应时间里。

短线交易中的人性弱点非常稳定：涨得快就怕错过，跌得急就想逃跑；刚割肉又反弹，会急着买回来；亏损时愿意拖，回到成本附近又急着卖。一次次看似临时起意的决定，放到足够多的账户和足够长的交易记录里，会出现重复的规律。

做短周期交易的模型，寻找的就是这些规律，以及它们造成的暂时价格偏离。

一个消息刚出来，价格最初反应不足，后面陆续跟进的买盘可能让趋势延续；等到热度很高、追涨资金集中涌入，短期价格又可能冲过头。恐慌卖出也一样：急于退出的人愿意让价，卖压暂时释放后，价格可能回补。这些不同阶段，分别可以成为动量、反转和流动性策略的交易对象。

模型不需要知道某个散户是谁，更不需要读到他的账户密码。历史成交、公开行情、订单流变化，就足以用来估计下一小段时间里，买卖力量失衡的概率。某个位置过去成交密集，价格重新回来时可能出现解套卖盘；一段快速上涨之后，追入的人可能变多。这里估计的是群体反应，无法从公开数据里直接看见每个人真实的成本和止损线。

价差怎样变成钱，可以看一个很简单的过程。假设一笔策略已有可卖底仓，在短时追涨把价格推到10.20元时卖出2000股，随后情绪回落，以9.90元买回同样数量，恢复原来的持仓，相比一直持有便多了600元，尚未扣除交易成本。公司这段时间不需要多赚一分钱，价差来自交易对手愿意在不同情绪下接受的价格。如果卖出后价格继续上行，买不回来，策略同样会损失机会或被迫高价回补。

量化的规模优势，是能把这类有胜有负的小概率优势，分散到许多股票、许多时段里，持续执行并控制成本。散户盯着的是这一笔能不能回本，模型算的是一大批交易加起来是否有正收益。一个人会疲惫、犹豫、上头，程序可以在预先设定的条件下反复下单。

这会让最容易受情绪驱动的交易者，长期处在不利位置。每一次不肯接受亏损后的拖延，每一次被快速拉升刺激出来的追单，都可能付出更差的成交价格。学会几句“克服贪婪恐惧”，并不能抹掉数据、速度、成本和执行上的差距。

更进一步，有人会主动制造误导性的交易信号。证监会2025年执法综述披露，彭某某开发使用程序化交易工具，通过连续买卖、虚假申报撤单操纵市场，被罚没4亿元。虚假挂单可以让人误判买卖意愿，撤单再让这种意愿突然消失；程序把这套动作做得更快、更密，承担误判后果的仍然是真金白银下单的人。

应当被追究的，正是技术优势被怎样使用。发现并交易已有的价格偏差，与故意制造假信号诱导别人交易，对市场的后果完全不同。监管如果只看到成交活跃、报价迅速，却没有看清谁在制造假象，所谓技术进步就可能变成更高效率的收割。

一个市场不能把普通人的情绪弱点当成源源不断的交易资源，转过头又把所有损失解释为他们不够理性。人性确实有漏洞，规则的责任，就是限制别人利用这些漏洞作恶的空间。

第六宗罪：懒惰｜中介的恶

一套假账要走进公开市场，通常还要经过许多专业人士的手。

保荐机构做尽调，会计师核查财务，律师对相关法律事项发表意见。普通投资者没有能力重新检查每一份合同、每一笔银行存款，只能依赖这些专业工作的结果。中介的签字越值钱，失职带来的损害就越大。

康美药业案里，正中珠江的审计问题具体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。计划中应该直接从银行取得的对账单，实际从公司人员手里拿了过来。银行回函和对账单出现明显异常、相互矛盾，审计人员没有继续追查。应收账款函证过程中，项目经理还参与伪造发函路径，让本应独立完成的核查落进被审计公司的控制。

纸面上有程序，实际没有按程序做；底稿里有记录，某些记录对应的动作却没有发生。投资者看见的是一份正式审计意见，很难看见意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。

发行人付费，中介又要为公众把关，这种关系天然需要强有力的约束。揭露问题可能失去客户，放过问题可以保住收入；如果失败后的赔偿和责任来得太晚，甚至不足以覆盖前面拿到的好处，业务部门就有动力把认真核查理解成给项目添麻烦。

于是，公开披露的文件越来越厚，核查的实质却可能越来越薄。合同、函证、访谈记录、法律意见，一项都不少，最该回答的那个问题反而没人认真回答：这门生意到底是不是真的。

承担这份责任，需要动到中介自己的钱。紫晶存储案中，四家中介机构通过先行赔付，向16986户投资者支付了约10.86亿元。这样的安排给出了一个很直接的标准：专业机构替融资材料提供信用，就要为自己的失职承担可以实际执行的成本。否则，收费时强调专业，赔钱时强调企业隐瞒，最后仍然只剩散户独自承担相信专业的代价。

第七宗罪：贪婪｜荐股黑嘴的恶

等到筹码需要有人接，最后一道工序就轮到流量。

金浤的案例已经被监管查实：金永荣公开推荐32只股票，又在荐股当日或次日大量反向卖出，违法所得约4162万元。粉丝还在读逻辑，他已经在卖股票。

还有一类KOL，把持仓、财富人设和粉丝信任揉在了一起。自己进入上市公司股东榜，随后公开谈论公司，股价上涨再给选股能力背书，吸引更多人跟随。鑫多多，也就是刘鑫，这两年的争议就集中在这里。

2025年，他多次谈及中毅达。这只股票在当年5月21日冲到18.30元后急速跳水，次日跌停，收在14.21元。从前一天盘中高点算起，回撤已经超过22%。一个早早买入的人，可以把这叫作牛股调整；在热度最高时追进去的人，承受的却是本金迅速缩水。

到了国晟科技，公开言论和持仓变化的反差更大。据澎湃新闻报道，2026年1月，他在回复网友时称，自己持有国晟已超过三个月，“估计半年内”都不会卖出。对于随后引发争议的一季度减仓，他解释为满足券商融资账户持股比例的合规要求。

财报给出的持仓变化是：2025年末2831.41万股，2026年一季度末2566.66万股，到了6月底，只剩666.66万股。二季度又减少1900万股。半年下来，年末那笔持仓已经削减超过四分之三。

粉丝得到的是一句长期看好的表态，公开财报里呈现的，却是不断缩小的持仓。季度之间具体哪天卖、卖了多少，跟随者不能靠一篇看多文章知道。

被讲成长期机会的国晟科技，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仍亏损8634.56万元。股价则从4月9日盘中的34.27元，跌到8月27日收盘的9.42元，回撤超过七成。热闹时被当成信仰的股票，最后还得面对亏损、现金流和买盘退潮。

下跌也没有局限于一只票。2026年5月7日，被市场归入“鑫多多概念股”的天银机电收跌10.49%，美诺华跌停，德龙汇能、法尔胜等也出现明显下跌。几家公司主营业务不同，却因为同一位网红股东被放在一起追捧，又在围绕他的争议中一起承受情绪冲击。

这套玩法危险的地方，是KOL本人逐渐替代了公司的经营事实。股民开始关心他今天发了什么、是不是还拿着、有没有回复评论，却越来越少追问公司靠什么赚钱、眼前的股价需要多少利润才能支撑。一个亏损企业，只要得到足够有号召力的人反复看好，也能被包装成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“他也买了”尤其容易让人放下戒心。同一只股票，低位持有者有利润垫，可以分批卖、随时调整仓位；高位跟进的粉丝，没有同样的成本，也未必及时知道对方已经改变想法。买了同一个代码，风险从来没有因此均分。

流量把这种差距变得更有利可图。看多的人越有影响力，越容易吸引跟随买盘，原有筹码也就越容易找到买家。即使没有向粉丝收过一分钱课程费，粉丝的买单仍然可能成为他的退出条件。信任在评论区里看起来很温暖，到了交易盘口，就有了现金价值。

把业绩支撑薄弱、价格已经被情绪推高的股票讲成信仰，再让跟随者用本金承受故事退潮，这就是KOL荐股最值得追问的恶。不能上涨时把自己塑造成带人发财的领路人，下跌后又只剩一句“成年人独立判断”。

把这七个部分放在一起，A股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方就很清楚了。权力、制度、信息、资本、技术和传播，本来应该受到不同的约束；当它们被用来相互配合，普通投资者就可能成为整套安排里最后知道真相、最难追回损失的人。

散户承担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，可以；承担自己买贵了的后果，也可以。造假的利润、被搬走的现金、提前商量好的出货、拿钱办事的监管者，这些都有具体的责任人，不能一起塞进“买者自负”四个字里。

一个市场是否成熟，要看融资者和掌握优势的人受到多少约束，看受害者能否及时拿到赔偿。退市清掉了证券代码，罚单确定了违法责任，投资者的钱有没有追回来，是另外一件必须办完的事。

A股已经有全球第二的体量。它该补上的，是让普通人不用先识破一整套骗局，也能在这里买一家公司的股票。

https://x.com/i/chat/group_join/g2085247805694804211/giwOpg6vgC

我的X官方群，7月股灾2号开盘前精准提示股灾到来，中秋劫跟这次10月股灾都有提前预警A股保险砸盘，10月8号精准在美股开盘前预警美股党争与电力短缺会造成AI上游链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会利空 SOXX和纳指

后面会持续跟踪救市跟资金动向，欢迎大家一起进来聊聊个股与宏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