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交易员决定离开湘江畔
几十年前的湘江边,遍布工厂与码头,其实很容易从经济逻辑中演绎出原因:工厂生产需要大量用水,货物运输依赖水运,沿江布局自然能够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。
而如今,许多工厂和码头已经退出了城市中心,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江景住宅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客厅,江水缓缓流淌,舒适且安详。
你当然也可以从历史中归纳出某种规律:随着生产力提高,人们对物质舒适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。几千年来,人类社会似乎一直沿着这样的方向演进。
演绎与归纳,都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,只是出发点不同。
高频交易中的许多策略,逻辑往往是清晰且演绎的。我们通常能够回答:赚谁的钱?为什么市场愿意支付这笔钱?又是什么因素阻止其他竞争者将这部分利润完全消灭?
例如,做市商赚取流动性溢价,跨所套利者利用市场分割与价格传导延迟,资金费率套利者利用不同市场之间的持仓需求与资本约束。这些策略的经济逻辑解释通常先于历史回测存在。
而传统技术分析,以及一部分基于机器学习的量化策略,研究路径则更偏向归纳。先从历史数据中发现某种重复出现的价格模式,再尝试将其转化为交易规则。至于为什么能够赚钱,有时并没有明确的答案。
甚至某些技术分析还存在一定的自激效应:当足够多的交易者相信某种价格形态,并据此采取行动,他们的交易行为又会反过来强化这一形态。
不过,演绎与归纳并不是两种互斥的交易方法,更谈不上谁天然优于谁。很多高频交易中的短期价格预测,本身就依赖统计归纳;而一些传统趋势策略,也可以从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偏差、机构订单的分批执行等机制中找到经济学解释。
两者真正的区别,或许在于面对策略失效时,我们能够获得多少来自收益曲线之外的信息。
对于机制驱动的策略,即使暂时没有盈利,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它所依赖的市场结构是否发生变化。例如,做市策略的收益下降,可能是竞争者增加、报价收窄,也可能是逆向选择成本上升;跨所套利的利润消失,可能是价格传导速度提高,也可能是交易成本与执行效率失去了竞争力。这些变化不一定需要等到收益曲线出现显著回撤,才能被察觉。
而对于缺乏明确机制解释的模式驱动策略,情况就复杂得多。当某个历史上表现稳定的价格信号开始失效,我们很难直接判断,这是正常的统计波动,还是原先的规律已经不再成立。如果没有其他独立的证据,往往只能继续观察数据,用更多的样本来判断一个原本由样本发现的规律是否仍然有效。
但机制驱动也有自己的局限。一个市场机制即使真实存在,也不代表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能够赚钱。做市商提供流动性,确实有理由获得补偿,但如果报价速度不够快、库存风险管理不佳,最终仍然可能成为其他交易者的利润来源。
跨所套利同样如此。你可以准确理解两个市场为什么存在价格差异,却未必能比竞争者更早发现、更低成本地完成交易。
但即便我们跑赢了所有竞争对手,把这些清晰可见的微观利润悉数收入囊中,很快又会撞上另一堵墙:这些钱,到底能装下多大的体量,是否够我衣食无忧?
这种思考源于最近对策略容量的焦虑。传统 CTA 策略的资金容量,往往可以比我所做的许多套利策略高出数十乃至上百倍,更不用说那些只盯着热门品种、依赖盘口流动性提供报价的做市策略了。
起初,我习惯从交易量、持仓量、市场深度以及交易对手数量去解释这种差异。但后来发现,这些指标很大程度上只是同一种市场结构的不同表现。
真正值得思考的是,为什么有些交易逻辑能够容纳如此庞大的资金,而另一些逻辑,即使有着更清晰的经济学解释,却只能在很小的容量内生存?
一个可能的原因是,许多微观结构 Alpha 的利润来源,恰恰建立在局部市场的不充分竞争之上。你发现了定价滞后,赚取了流动性溢价,但每增加一单位资金,都可能加速消耗原本属于自己的机会。
相比之下,趋势交易未必需要解释每一次价格变化的原因,也不一定需要在每一个瞬间战胜最优秀的交易对手。它可以参与更长时间尺度上的价格运动,利用更深的市场流动性,承载更多的资金。当然,容量最终仍然受到品种、换手率、市场冲击和拥挤程度的约束。
这让我开始怀疑,我们是否有时候过于执着于策略的解释能力,而忽略了另一件事:对市场理解得更加精细,并不意味着能够从市场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。
某些解释力较弱的策略,甚至未必需要复杂的量化系统。你可以利用统计模型寻找规律,也可以凭借经验、直觉和主观判断参与市场。人脑本身也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,只不过它的决策过程更难被完整记录与检验。
于是想起以前在一个群聊里看到的段子。
阿拉 大概在 25岁时候,看了周围 25-35岁各种 职业,得到了一个结论:“你的工作收入,和你智商没啥关系,和你控制的资源大小有关, 你管着10亿资金,点点鼠标,输赢10%,哪怕你是个傻逼,老板也会给你 百万年薪。 你再聪明,你砌墙,砌出个花,老板也就给你加个鸡腿。”
从此,阿拉立志 不做 工程师,要去做 管钱的事儿。。。然后 ,去读什么🐔吧 CFA 。 把“当当网” 当时能搜到的 股票书,几乎全部买了,5年看了 近百本。。。。后来 去风投公司 面试。。。风投老板 聊了 半小时,说阿拉 对 投资,对股市,比公司现有不少员工 理解还深。。。。
等阿拉 做了6年投资。。。阿拉又得到了一个结论: “管钱这事,关键是做大,收管理费。 跑赢市场?长期没什么人能做到的,短期只是运气。投资公司,核心是 拉钱,,,,拉钱,,,,拉钱,,,。 什么研究,不如叫一只猫扔飞镖。 研究的人,毫无价值。”
公募基金, 核心是 用垄断资源,拉到钱。 社保的钱给他们,银行柜台只能买他们,银行app里也只有他们。 。所以,公募基金的员工, 前几年赌博赢了,以为自己有本事, 卖基金多了,以为自己有本事,,,都是 瞎几把 扯淡。。。。给他们 一年10万,20万,就可以了。他们不干,有的是新大学生来干,,又不比他们差的。。。
我知道他大概是在引用《漫步华尔街》里那个著名的随机选股比喻:让一只蒙着眼睛的猴子向股票报纸投掷飞镖,选出来的组合也未必比专家逊色。
当然,这个故事原本讨论的是主动投资能否持续战胜市场,并不能证明投资研究毫无价值,更不能说明所有的投资经理都只是在随机下注。
但它确实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太愉快的事实:研究能力、交易能力与商业变现能力,可能是三件相当不同的事情。
如果投资管理者能够持续募集资金,即使无法创造稳定的超额收益,仍然可能依靠管理规模获得收入。而一个在局部市场拥有真实 Alpha 的交易者,即使不断提高自己的预测精度和执行效率,也可能始终受到策略容量的约束。
更微妙的是,在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时期,市场参与者可能同时享受资产升值带来的账面收益,并将其中一部分归功于自己的研究与判断。至于这些盈利究竟来自能力、风险暴露,还是市场整体的上涨,往往要等到潮水退去之后才容易分辨。
如果再考虑那些能够影响市场规则、资金配置乃至政策预期的参与者,游戏就更加复杂了。
普通交易者需要先找到靶心,再努力将飞镖投进去;而有些人不仅掌握了更多飞镖,甚至还有机会参与决定靶子应该挂在哪里,可以先扔飞镖,后画靶子。
这倒不是说研究没有意义,而是让我逐渐意识到,金融市场中的收益并不完全按照认知能力分配。市场结构、资金规模、资源控制权以及竞争地位,同样决定了一个人最终能够获得多少回报。
回头再看湘江,几十年前的工厂与码头,和今天那些阳光充足的江景住宅,似乎也没有什么矛盾。
同样一段江岸,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下,承担着不同的功能,也让不同的人从中获益。过去,靠近江水意味着生产和运输上的便利;今天,靠近江水意味着景观、稀缺性与生活品质。
江水本身并没有改变太多,改变的是人们需要什么,以及谁能够控制这些资源。
我依然愿意花时间研究那些能够被清晰解释的市场机制,也依然相信,理解利润从哪里来,至少能够让我更清楚地知道风险在哪里。
只是当我告诉自己,我需要更大容量的时候,便不能只守在湘江畔。



